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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你能拥有哲学基础，其实理解丁元英并不难，他只是拥有了一双哲学的眼睛，按“佛教五眼”（肉眼➜天眼➜慧眼➜法眼➜佛眼）来讲，按智玄大师的说法，应该是到了「法眼」境界。即：能破佛法的文字执，洞察事物间复杂的相互依存的本质，超越无明，能自渡与渡人，但缺乏慈悲，仍有嗔念。所以，智玄大师的点评是“大爱不爱”，而慈悲是“大爱而爱”。这些东西，听上去有些玄，那是语言学的问题。若用芒格大师的话讲就是“基础学科的基础理论”+哲学。丁元英是学经济学的，除此之外，所学颇杂，对西方哲学、儒释道、社会学、政治学等人文社科领域应该也是相当熟悉。它们并不神奇，只是需要深度学与练。其实就是典型的精英学识：哲学思辩+跨学科认识。只是，他还有两项超越或不同一般精英的东西：一是他所指的“文化属性”的深刻认识，借由此，对中国人的人性有深刻的洞见；二是，极端求真。从而，用第一性原理拷问丁元英的话，其实就是：爱智求真。有了对丁元英的整体理解，接下来借他对佛法的看法来进一步细化他是如何极端爱智求真的。这个看法的主要源自他与智玄大师的论道。整个《天道》里使用佛语极其多，可以说，儒释道，丁元英最推崇的就是佛法。但直接表达对佛法的批判，只有与智玄大师的论道，十分关键，表达着作者对终极真理的观点。这个论道中间，有一些很细微的区别，很易被忽视，我和大家一起给揪出来。

丁元英对“佛”的真正观点。与智玄的论道源自《悟》这词：悟道休言天命，修行勿取真经。一悲一喜一枯荣，哪个前生注定？袈裟本无清净，红尘不染性空。幽幽古刹千年钟，都是痴人说梦。如果你理解了丁元英其人，这首词就并不难懂，切入点是两个词：求真与有为。“求真”自是不必说了，哪里得知丁元英“有为”的？智玄说过一句，“释、道、儒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体系，施主这一刀下去，一个都没幸免哪，哈哈哈……”为什么这么说？丁元英：传统文化毕竟是以皇恩浩荡为先决条件的文化，讲的都是皆空、无为、中庸的理，以抑制个性而求生求解。丁元英借助“格律诗事件”就是一种以一种极其“有为”的方式杀富济贫，且向农户灌输了“扶贫的不是我，而是你们自己”的“非空”的现代“主体性”观念，这个过程没有任何“中庸”，是十分强势的、以事实为基础的、实事求是型的“求真”行为。所以，智玄才说丁元英一刀同时砍向了儒释道三大体系。作为纯粹的个人主义者，他反对传统文化对个人的抑制，包括“无为”，他认为，有为亦无为，因为，“规律如来，容不得你思议”，人可以通过求真而悟道，悟道后的有为即是无为，所以，就无所谓“无为”了。

所以，丁元英并不认同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。丁元英的观点是，人可以悟道。但这里，须做一个词义转换，丁元英说，“悟为明性，在知”，所谓“悟”道，就是“知”道。即：道，“可知”。更关键的是，他的思想有充分的“现代性”，认为大写的人站了起来，人可以通过理性的方式“有为”地“知”道，其实就是笛卡尔的“我思故我在”。所以，他才在第一句说：“悟道休言天命”。意思是，充分发挥人自身的思辩能力就可以“知”道，而无所谓天命注定，我们的生命中的“一悲一喜一枯荣”，更是没有什么前生注定，而就只有现世。同时，丁元英极力地反对“得道”之说，因为，佛家讲究的是通过生命去修证佛法，而非只是逻辑证明，所以，“修行勿取真经”，意思是，修行是无法得道的。所以，“修为成佛，在求”。而“修行以行制性”、“修者以律制心”，意思是说，你们所谓的修行，就是人制定的某种行为戒律对“心”的制约，而是一种遮蔽，又哪里是什么“得道”之举呢？

总结一下，丁元英的思想充满了“现代性”：我思故我在。从而，人可以通过理性“知”道（我已用“知”替换了“悟”），但不可得道。所谓 得道 ，就是“达道”，抵达终极真理。所谓的“可悟不可修”。于是，就有了后四句诗，其实就是在表达：寺庙里的和尚也未必就心净，世俗社会也可以做到心不被外物缠绕，所以，千百年来，寺庙里的和尚念的经，只不过是痴人说梦。丁元英所认同的是佛法而非佛教，他的原话是：叹服佛法究竟真理真相的辩证思维，如是不可思议。就是，他认同佛法的「求真」部分，且也得出过整合基督教、道、佛的一句话：神即道，道法自然，如来。但他认为，佛教所谓的“证究竟”不过是“为给心找个不苦的理由”，是以假度真，是“住”最深执念的终极“我执”，于是，“具有了迷信、宿命、贪执的弱势文化特征”。这正是智玄大师见他的原因，这是对佛门中人的直接批判，智玄正是佛门中人，自然会好奇心与之论道一番了。

接下来，我们来看智玄大师的反击。 智玄大师的“反击”。智玄承题《悟》，修改了九个字，“休言”变“方知”，“勿”变“务”，“悲、喜”变“生、灭”，“哪个前生”变“皆有因缘”，于是，诗变成：悟道方知天命，修行务取真经。一生一灭一枯荣，皆有因缘注定。智玄解释这里的“天”是“道天”，而非能在前生就注定后生的“天”，“方知”天命，就是能“知/悟”道，这与“丁元英”的观点其实一模一样。“务取真经”的价值就在于“取的过程”本身，因为，过程即会慢慢成为“觉者”，只是程度不同，但总在进步，只要能让人进步，这就是真经。而“悲喜”化为“生灭”则是将“悲喜”去执化处理，消除两者的分别，所以，一切都是“缘起性空”，当来则来，当去则去，也就是自然而然了。于是，在这点上，智玄高在第二点：“务取真经”的价值就在于“取的过程”本身。
其余观点与丁元英并不二致。那，为什么智玄最后对丁元英的下阕直接不改了？而说：留半阕待续，倘若施主在某年的某一日想改下阕了，如蒙不弃，可带着改过的下阕再来圆续半阕之缘。智玄大师的论道的基础前提是：道，不光可“知”，还可“达”。盯住这个关键点，这是他与丁元英的本质区别，丁认为：可“知”，不可“达”。重在“痴人说梦”一词。这里的本质区别在于：智玄大师认为是可以通过修行得（达）道的。他的原话是：施主已经踩到得道的门槛了，离得道只差一步，进则净土，退则凡尘，只是这一步难如登天。
所以，当两个观点的基础完全不同又相互很稳固时，“论”，已经无意义，于是，智玄则无改的必要了。